2022年深秋，一则消息在防疫系统内部悄然流传：上海疫情局成都分局局长张某被带走调查，这位在疫情期间屡获表彰的“模范局长”，背后却涉嫌利用防疫物资调配权谋取私利，涉案金额高达数千万元，案件揭开了一个防疫官员如何从抗疫英雄堕落为腐败分子的全过程,也暴露出紧急状态下权力监督的致命漏洞。

张某的职业生涯堪称完美，疫情初期，他临危受命担任成都分局局长，带领团队创下了“72小时高效排查”的佳绩，被媒体誉为“防疫先锋”，工作中，他总是一丝不苟，常常连夜召开防疫会议，亲自检查各个隔离点的物资储备情况，在公众面前，他是那个会因一线工作人员辛苦而落泪的“暖心局长”；在领导眼中，他是能够攻坚克难的“得力干将”,这种正面形象为他构筑了一道无形的保护伞。

权力的腐蚀悄无声息，调查显示，张某最初也只是接受一些企业表达的“感谢”——几瓶好酒、几条好烟，但随着防疫物资调配权力越来越大，他的胃口也逐渐膨胀，从2021年开始，张某开始有意识地利用职务之便，为特定企业获取防疫物资采购合同提供便利，一家医疗器械公司的负责人供述：“张局长安排我们中标后，会通过亲戚开设的咨询公司收取‘服务费’，这种方式十分隐蔽。”

张某精心编织了一张利益输送网络，他让妻弟在上海成立多家贸易公司，这些公司既无仓储设施也无物流能力，却能够获得大量的防疫物资订单，然后转手加价卖给真正需要的单位，仅一批核酸检测试剂的倒手，就让张某及其关联方获利超过百万元，更令人发指的是，在成都疫情最严峻、防疫物资最紧缺的阶段，张某仍然没有停止这种交易，甚至故意延迟物资发放,以抬高市场价格。

“每次看到新闻里医护人员缺少防护服的报道，我内心也会不安，但很快就用‘这些钱是我应得的’来说服自己。”张某在忏悔书中这样写道，这种自我合理化的心理机制，是许多官员堕落的共同特点，他将自己的行为理解为“辛苦费”，认为自己承担了巨大的防疫压力,获得一些回报无可厚非。

张某案件暴露了紧急状态下权力监督的缺失，疫情期间，为了提高效率，许多审批程序被简化，个别官员掌握了过大的自由裁量权，成都分局的物资调配几乎由张某一人说了算，内部监督机制形同虚设，一位同事回忆：“大家都忙于防疫工作，谁会想到要去怀疑屡受表彰的局长呢？”外部监督同样乏力，审计部门因防疫管制难以开展现场审计,让违法行为长期隐匿。

这起案件并非孤例，疫情期间，全国多地发生了类似案件，某省红十字会官员倒卖捐赠物资、某市疾控中心负责人虚报检测费用...这些案件共同勾勒出紧急状态下权力失范的轨迹，当社会进入非常态运行，监督机制往往让位于效率优先,这就为权力滥用创造了空间。

张某案件的教训深刻，它提醒我们，越是紧急状态，越需要加强权力制约，必须建立应急状态下的特别监督机制，实行决策透明化和全程留痕管理；同时要健全举报机制，保护 whistleblower（吹哨人）,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。

疫情是对社会治理体系的一次压力测试，它既展现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，也暴露了权力监督方面的短板，张某从抗疫英雄到阶下囚的蜕变，是一个关于权力、人性和制度的警示故事，它告诉我们：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，即使在最紧急的时刻，对权力的制约也不能有丝毫放松，我们才能在应对危机的同时,守住法治和道德的底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