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1年7月,河南郑州遭遇了历史罕见的特大暴雨灾害，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，灾难发生后，公众的关注点迅速从灾情本身转向了事后问责的问题：为什么在灾害预警、应急响应和城市管理等方面出现了明显疏漏，却未见系统性的问责行动？这一现象背后，折射出中国灾害管理体系的深层问题，包括行政问责机制的模糊性、体制内责任分散的特点，以及政治和社会因素的复杂交织。

灾害管理中的问责困境

郑州灾情暴露出的首要问题是灾害预警与应急响应的失效,气象部门提前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，但城市应急系统并未及时启动最高级别的响应措施，地铁线路在极端天气下仍正常运营，最终导致多人被困身亡，这种明显的管理疏漏理应触发问责机制，但事实上，事后问责却显得迟缓而有限，尽管国务院成立了调查组，并对部分地方官员进行了处理，但公众普遍认为问责范围过窄、力度不足，未能触及更深层的系统性责任。

这种问责缺失的原因之一在于中国行政体系的“责任分散”特点，灾害管理涉及多个部门（如气象、应急管理、交通、城建等），权力和职责交叉重叠，导致出现问题时常出现“集体负责实则无人负责”的局面，郑州地铁的运营决策可能涉及地方政府、交通部门及企业多方，单一主体很难被单独问责，中国的问责机制往往依赖于自上而下的行政指令，而非自下而上的社会监督，这可能导致问责行为受政治考量主导，而非纯粹基于责任追究。

政治与社会因素的干扰

另一个关键因素是灾难应对中的政治敏感性,重大灾害往往被视为“天灾”，而非“人祸”，这种定性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和政府形象，过度强调问责可能被解读为对体制的批评，因此官方更倾向于通过救灾表彰、补偿受害者等方式转移舆论焦点，郑州灾情后，政府迅速开展了救灾行动并宣传“英雄事迹”，而问责问题则被低调处理，这种“重救灾、轻问责”的模式，虽然短期内有助于安抚公众情绪，但长期来看可能削弱制度改进的动力。

中国的媒体环境和公众参与机制也限制了问责的深入推进,主流媒体报道往往遵循官方口径，强调灾害的不可抗力和政府的积极应对，而较少深入追问责任问题，尽管社交媒体上出现了大量质疑声音，但这些声音很难转化为制度性的问责压力，相比之下，在其他国家，如日本或德国，独立的调查委员会和媒体深度报道往往是推动问责的核心力量，而这在中国当前体制下尚不成熟。

问责缺失的长期影响

缺乏彻底问责的后果是严重的,它可能导致同样的错误重复发生，郑州灾情中暴露的城市排水系统不足、应急响应滞后等问题，在中国许多城市普遍存在，如果没有明确的问责和整改，类似的灾难可能在未来再次上演，问责缺失会侵蚀公众对政府的信任，当民众认为责任追究不公平时，可能引发更大的社会不满，尤其是在灾难造成重大伤亡的情况下。

更重要的是,问责不仅是惩罚，更是为了推动制度学习和改进，一个健康的灾害管理体系应当具备“从错误中学习”的能力，而这需要以透明的调查和公正的问责为基础，2003年“非典”疫情后，中国建立了更完善的公共卫生应急体系，这正是问责与反思的结果，但在郑州灾情中，问责的不足可能意味着错过了类似的改革机会。

走向更透明的问责机制

郑州灾情为何未见彻底问责？答案在于中国当前灾害管理体系的制度性缺陷：责任界定模糊、政治因素主导、社会监督不足，随着公众权利意识的提升和数字时代信息的快速传播，传统的“低调处理”模式可能越来越难维持，长远来看，中国需要建立更独立的调查机制、更清晰的权责划分，以及更开放的社会参与渠道，才能实现真正的责任追究和制度进步。

灾难不应只是“天灾”的悲剧，更应是反思人祸、推动进步的契机，唯有如此，才能在未来更好地保护生命与社会安全。